中海地产为何再现人事地震 分析称颜建国履新难评价

  中海地产为何再现人事“地震”?答案看起来扑朔迷离，又似情理之中。

  过去三年，这家背负着“最赚钱开发商”盛名的千亿地产央企，在业务层面稳健如常，唯独剧烈的人事变动与高管出走频现报端。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底开始，中海先后有13名城市公司总经理级别以上的高管及核心董事会成员离职。

  更出人意料是11月15日晚间，中海突发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主席兼行政总裁郝建民离任。22天后，中海旧将、龙湖地产副总裁颜建国火速回归，出任行政总裁一职，同时，董大平等三元老退出董事会。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海地产完成了闪电式的换帅和核心管理层“大换血”。截至发稿，中海并未披露郝建民辞任的详细原因及去向。一位接近中海母公司中建股份的人士称，据其了解，郝建民并非因为业务原因离开，中建总公司对郝带领下中海地产的业绩情况基本满意。

  央企人事，波云诡谲。郝建民任上的架构变革和两次并购，使得中海出现频繁的人事换防。再加上其铁腕治理模式，郝一度被一些外界人士视为中海巨震的源头。

  2013年8月至2016年11月，是中海地产的郝建民时代。他是“整合狂人”，任期内完成了对母公司中建股份地产业务的整合和对另一家央企中信旗下地产业务的并购;他将中海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高度集权，尽管香港上市规则中有主席与行政总裁不能由一人兼任的条款，他仍身兼两职;他也可能是把中海地产由1000亿带进2000亿阵营的人——今年前11个月，中海累计销售额约为1841亿元人民币，外界预测，其在年底实现2000亿元销售额的可能性很大。

  如今，郝建民的中海生涯也在人事巨震中骤然而止。褪去这位国资职业经理人的个人锋芒后，我们似乎更易看清一家央企地产巨头在房地产风云变幻之际的选择，包括其选择规模扩张的逻辑，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央企体制的羁绊与权力的制衡。将其简单归结为郝建民个人抑或中海的选择，恐怕都不准确。

  我们也更应该追问，郝建民在三年任期内，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中海?

  实际上，与同为千亿房企的万科、恒大等相比，无论在规模扩张还是多元化探索和创新上，“利润至上”的中海都选择了一条相对稳妥的内生式发展道路。这带来了人事磨合的阵痛，但在房地产行业亮起红灯与市场风险陡然上升的情况下，这也成为中海的护身符。

  正如原中海副总裁、营销公司董事长曲咏海不久前对媒体谈及离职原因时所说，“制度体系没有好与坏，区别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利与弊的权衡问题”。现在论断中海和郝建平，还为时尚早。

  郝氏改革

  2013年8月6日，郝建民站上了舞台中央。中海董事局主席孔庆平宣布卸任，原行政总裁郝建民成为其接班人，同一时间，中建股份旗下中建地产掌舵人陈谊带着338亿元资产整体并入中海地产，并获委任为中海执行董事、总裁。

  这场央企内部的资产大整合，旨在让中海有机会在规模上追上甚至超越万科。但郝建民大刀阔斧的改革伴随剧烈的人事纷争却频频喧宾夺主，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这场郝建民发起的中海管理架构“手术”开始于2014年1月，实际上，当时中海紧随万科成为千亿公司，中建地产的并入进一步扩大了规模。这使得郝建民认为需要进一步收权以强化管控效率。

  当时，中海在总部层面成立一个战略管控委员会，统管地产项目策划、定位、设计、利润指标等具体事宜，郝建民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同时成立两个专业化公司，即营销公司与工程公司，划归战略管控委员会直接管理。

  简而言之，中海将管理体系由实行多年的区域化制度改为了集团、地方的两级架构。一位房企咨询机构的高层认为：“这一改制，利弊一时很难评价，其初衷是想形成权责分离，加强成本控制。”但是在一些地方公司员工眼中，这一改革更多的被评价为四个字：中央集权。

  从行业内看，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定价、财务管控等权限通常在总部，但考虑到地产公司的区域性特点，一般倾向于在运营上给予一线公司较大的自主权。如万科执行的是“战略总部—区域公司—实施一线”的三级架构，总部将人事、财务、决策等权柄下放，使区域中心更好的对接一线市场;而同为央企的华润置地总部对于地区公司的管控力度则较弱，各地区公司第一负责人的部分授权甚至超过万科。

  这次改革在中海多个层面引发了变动。2014年开始，就有杭州、南京、广州、上海、宁波等城市公司总经理纷纷离职。集团层面，从2015年起，副总裁兼营销公司董事长曲咏海、中海宏洋助理总裁范逸汀、美国公司副总裁朱明辉等也相继出走。2016年1月，中海执行董事兼总裁陈谊离职，并发布离职信称“忠义二责已了”，引发轩然大波，中海内外对郝建民的争议也达到顶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海的内部改革、中建和中海的整合，两件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多重合力，因由难分，不少人将中海的离职潮归咎于郝建民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内部斗争，而忽略了郝氏改革一个重要矛盾点。

  这一矛盾在于，郝所主导的总部决策层在未给予地方公司足够的自主权的同时，又让后者背负了极大的业绩压力。

  一位中海地产总部人士表示，战略管控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为各地方公司分配业务指标，由下面的城市公司背销售额、背利润。而在房地产整体走低的情况下，总部却给地方公司下达了超额、高利润的指标。